“洋高考”到底怎么样?


策划:陈敏华


 


 


  2009年,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弃考,高考首次出现“降温”。


  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57万,比2009年减少65万,万人瞩目的国考再次“降温”。


  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美国高考为首,包括英、澳等国家的“洋高考”在中国大陆急剧“升温”。如SAT(美国高考的一种),2003年在我国招生不到200人,到2009年竟达1.5万多人。据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苏建华介绍,在该校2009460名高三毕业生中,有55人放弃高考,其中大部分参加了SAT考试;而且早在高考之前,该校已有近30人被全美排名前50名的美国高校录取。


  高考?还是洋高考?对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在不久的将来这会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选择。洋高考为何如此吸引我国学子?它对我国的教育有何种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理性而从容地应对?这些问题更值得教育人深思。


 


 


谢宗玉(作家、长沙市公安局公务员):


  18年前,我参加高考,差一点把小命搭在了高考上。但我对中国的高考制度并无怨怼之心,相反,我倒希望现在的高考制度恢复成20年以前那样,全国考生一张试卷,谁马谁骡子,考完之后,一目了然。


  “洋高考”来了,因其开放、自由、全面、公平,更其联通未来的金色大道,一时间,不少有钱有权有能之士趋之若鹜,而将高考批得体无完肤。但我仍然认为“洋高考”有“洋高考”的好,高考有高考的针对性,因为高考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公平的一项制度。想想,人们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地域,现在连年纪都不分了,坐在一起,看谁掌握的知识更多,看谁的智商更高,看谁付出的努力更大,看谁更坚忍更有毅力。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竞技场。智商一般的我绝对是高考的受害者,但从品格和意志力的培养来说,我又是高考的受益者。在那个年代,高考就像一个熔炉,从里面出炉的考生,品质中都带有一种不折不挠的血性。随后的18年,我的每一点成绩都是从这种血性中来的。


  如果要说高考制度有弊端,那就是抹杀了考生的个性。现在好了,“洋高考”弥补了这一遗憾。“洋高考”更重视个性,如果你觉得在共性方面不能胜出,那好,你就去参加“洋高考”吧,在独特的个性上与全世界人们一竞高下。


  


黄生英(长沙市雨花区教研室教研员):


  2009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到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关口。在高考和“洋高考”之间,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选择了“洋高考”,儿子现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容易。


  首先是经济成本很高。在美国,本科阶段给予国际生的奖学金非常少,就连在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本科生也基本上是义工。所以,这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洋高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除了大学入学水平考试之外,语言考试是必须过的一关。没有好的托福或雅思成绩,申请一流的大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申报大学的各种材料,比较国内的高考,准备这些东西更复杂、更费神。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这样选择了。就教育而言,我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孩子的终身发展。就孩子而言,出国是他人生的一种经历,是一笔精神财富,他在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同时,也拥有了广泛的国际人脉,无疑这对孩子的发展是有利的。就家长而言,这是一种教育投入,是一笔很大的教育投资。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也许成功也许失败。


  


资丽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


  谢老师言之有理,高考是目前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最高效、最公平、最成熟的选拔人才方式。而“洋高考”之所以吸引黄老师这样的家长,因为它较之国内高考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它不是一考定终身,不是一套规定动作练三年,不是分数决定一切,不是进了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


  但“洋高考”也有诸多掣肘之处。如它的经济成本太高,只能是少数家庭的选择,所以,对于大部分的考生来说,高考仍是他们的必经之途。再如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甚至冲突,会给孩子的心理与成长带来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缺乏融入感、归宿感和幸福感。


       


陈艳萍(长沙市望月湖二小校长):


  其实,黄老师这样的家长在中国应该不在少数。


  我在北师大学习时,发现北京高考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北京的高中生到了高三,有三分之二选择到国外上大学,留下来的一般是成绩不太好的。


  无独有偶,来自青岛的王校长和来自深圳的舒校长也告诉我,他们的儿女即将高中毕业,班上有近一半的学生选择到美国念大学。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首先是高兴吧,毕竟国家改革开放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愈来愈近,如今,只要具备充足的经济条件,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你想要踏上哪个国家的土地都很容易。而我们的学子在风华正茂之年,能去那些发达国家深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加强交流,培养能力,是机遇,也是幸运。他们的到来会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可高兴的同时,我又不禁深深忧虑起来。美国不是一直称赞中国的基础教育搞得好么?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家接受了最好的基础教育,然后,毫不留恋地展翅高飞,去西方接受先进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创造性和综合实践能力。待学业完毕,他们便在国外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顺其自然地留在了国外。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成为国外各行各业的精英;多年以后,他们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会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只是那获奖者的名字前面写着的是:美籍华人。呜呼,这不是咱中国的悲哀么?明明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却被打上异国他乡的名号。而我们却仍要一代又一代地悲叹: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白坤峰(江苏省张家港外国语学校教师):


  陈校长所言切中中国教育之痛!“洋高考”在带来多样化选择的同时,又打了中国高等教育一记闷棍:人才流失。


  在笔者看来,“洋高考热”的背后是广大家长、学生对现行高考体制的强烈质疑和不满。勿庸讳言,“洋高考”是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参加“洋高考”的中国学生渐多,对于我们绝对是弊大于利,虽说它客观上缓解了国内考生的高考压力,从外部促进了高考改革,促进了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格局,但“中国成为世界人才流失最大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少有识之士为我们民族未来竞争力而忧心如焚。


  


陈艳萍:


  “洋高考”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流大学太少。


  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很多大学建起了一座座高楼,从外在规模来说,这些大学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甚至超过世界一流大学。但衡量一所大学真正的内涵却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师。在中国这些规模庞大的大学里,有几所大学拥有真正的大师呢?学术腐败、官僚主义却是中国大学的积习。如果大学的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威,其办学水平如何达到世界一流呢?


  当“洋高考”现象愈演愈烈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杞人忧天地想:如果我们老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我们的教育又意义何在?


  


杨骐文(长沙市雅礼中学教师):


  陈校长、白老师之忧思甚是!


  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总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在里面。从社会整体层面上来说,“洋高考”的出现只能说明社会的开放性程度增强了,人们选择教育的机会增多了,并不能以此印证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如何不堪。因为,即使中国教育已经一级棒了,只要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洋高考”现象必然会出现,总有一部分人有出国留学的需求。


  问题的核心倒在于,狼没来之前,国人跑得慢,这已经影响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只不过暂时加不加速,倒不是很紧要。狼一来,就不是你快跑还是慢跑的问题了,必须快跑,否则就影响生存。这对于在国内缺乏良性竞争机制的学校来说,无疑是一大促进,因为它极有利于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后一块堡垒的惰性和自以为是——在中国,所谓顶尖级的高校和中学,总是处在保护伞下,和兄弟学校比起来,即使不作为也总会比它们牛,但国外的优质资源一和你竞争,牛不牛就不是你说了算。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洋高考”无疑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刘光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副研究员、教育学


   博士):


  “洋高考”的火爆,是教育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国际教育机构和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基础教育,中国的教育也可以通过“洋高考”融入世界教育格局之中。


  但对这一现象我们不该漠视,不应无动于衷。中国教育市场毕竟遭遇到“狼来了”的竞争尴尬。一方面,国内高校必须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品质;另一方面,国内基础教育必须扎扎实实地推进课程改革,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要改变“一考定终身”、“唯分数是举”的高考模式。


  对于学生和家长,对“洋高考”应谨慎选择、理性看待,高投入未必就有高回报。高中生自控能力较差,人生观尚未成熟,到了一个没有约束的环境,很容易被错误的价值观引导;低龄出国,也许孩子能够享受、吸收西方高等教育的优势,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因“中式”教育的“断奶”而生发不少劣势,如中文基础薄弱、对国情的认识不够等等,都极有可能成为其未来回国创业的掣肘。


  


杨骐文:


  “洋高考”的出现,虽然意味着学生升学途径的增多,但这途径的敞开只是面向少数经济和社会条件优越的学生。升学途径多样化的实惠要真正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还必须有赖于国内升学途径的增多。


  途径有二,一是基础教育从为高校输送人才的附属地位中摆脱出来,能独立承担发展人和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获得独立地位后,基础教育的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应当多样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在基础教育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学生毕业后,即使不参加高考,或者高考失败,也能以阳光自信的姿态走入社会;二是高校办学层次、办学类型的多样化。高校一味求大、求综合性,是不好的,综合性的、应用性的、技术性的、专科性的大学,普通高校、职业高校,都要在高校体系中有平等的一席,社会和考生都应承认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用人观念和机制的多样化。


 


鞠晨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师):


  “洋高考”登陆后,有人建议,中国可“移植”美国高考制度。对此,笔者觉得“洋高考”固然有“洋高考”的优势,但橘生淮北则为枳,移植到中国不见得就灵验。


  实行“洋高考”,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其一,必须具备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道德体系。也就是说,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机制,确保社会考试组织能秉持公开、公正、科学、严谨的原则,否则,新的腐败就会应运而生。


  其二,取消招生计划,实行自主招生。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学生可以自主申请学校,学校却不能自主录取学生,必然会产生混乱。另一个是,在没有计划调控的背景下,一些不太出名的高校将很快遭到淘汰。


  其三,高中教育要顺时而变。“洋高考”的一个特点是,不将考试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他们非常看重学生的创新能力、表达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高中教育也要彻底告别应试导向。


  但显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以上条件。所以,对于“洋高考”,我们可以借鉴,不可照搬。


  


龙仕平(吉首大学教师):


  我同意鞠老师的观点,借鉴“洋高考”,改革中国高考。我认为可以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逐步试行第三方社会考试,其成绩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


  二、在部分高校试行申请入学制度,考生可以凭高考成绩、第三方考试成绩向学校提出入学申请,学校酌情录取。


  三、高考成绩与成教考试沟通,且三年有效,考生可以凭高考成绩进入成教学院学习,服兵役的高考学生可以凭服役前的成绩向大学提出就读申请,避免重新高考。


  四、增加高考次数,可以实行春、秋两季高考,考生可以凭较好的那次成绩投档。


 


载《湖南教育·上旬刊》2010年第9期

发布者

方西河

方西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朝阳小学教师,民进朝阳小学支部主委,岳阳市专家协会会员,商丘师院,衡阳师院,桂林师专和贺州学院国培专家,中国少年报通讯员,中国少年报学生记者站站长,爱好写作,发表新闻论文及评论500余篇,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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