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参,我对你说几句

以前,我们不能没有教参,征订教材必须征订教参,备课之前也必须认真阅读教参。究其原因,一是当时资料匮乏,时人待之如甘露,无它不行;二是当时思想禁锢,时人奉之如圭臬,非它莫属。后来,随着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教参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也就慢慢地被动摇了。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之后,鼠标一点,各方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大有取代教参之势——很多人已经不用教参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有如此便利的工具,再说,网络阅读无法替代纸质媒介。因此我认为,教参的存在还是合理的。只是我们要探讨一下,教参到底如何编写,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不妨从教师上网查资料入手,探讨这个问题。


老师备课前上网查资料,都查了些什么呢?一是作者、出处及原文,特别是原文有较大改动处,教师甚为关注,这些可见编者的意图,也为语言训练和思想熏陶提供依据;二是最新研究成果,这些为文本解读提供全新的角度;三是教学设计,拿来可用,解决教师的“早饭米”,也倍受教师青睐;四是课堂实录及点评,由此可窥见教者的设计意图及实施情况,借鉴意义更大,特别是课后反思或点评,更让教师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由此登堂入室,收获自然颇多;五是授课视频,此为网络最大优势,观之如亲临课堂,师生活动一览无遗。还有其他一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些。


由此观之,我们在编写教参时,不妨从教师的需求出发,也来个创新,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减少老套的说教,增加课堂实录(或片断)及反思(或点评)。这样,教师拿起来有用,自然达到了编者的目的。


 

传统经典:必修乎?选修乎?消失乎?

传统经典:必修乎?选修乎?消失乎?



——兼论教材对经典的选择标准


 


策划 陈敏华


 


  新学期伊始,翻开苏教版新版《语文》教材,人们惊异地发现,诸如《药》《背影》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典篇目消失了。


  一时间,网上引发热议,质疑者有之,支持者有之。


  事实上,网络盛传被删除的20篇经典篇目并未完全消失,有的一直在必修部分,如《雷雨》;有的则从必修移至了选修,如《记念刘和珍君》。


  语文教材,从来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其篇目的选择,从来不依据个人的喜好,而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文化的需要,最终乃成为一代人的不二选择。


正因为教材的神圣性、严肃性与不可替代性,经由这次苏版教材“变脸”,我们更有必要去追问教材对经典的选择标准。


 


 


 


吴昕孺(编审、作家):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经过了时间的淘洗,浓缩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知识涵养与精神元素的文本。“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卡尔维诺语)传统经典毫无疑问是民族必修的课程,而语文教科书作为中小学生一个学期母语学习最为规范、最为重要的文本,薄薄一册,理当是各个门类、各个时代的经典荟萃。


  


刘发建(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小学教师):


没错!传统经典应该成为语文的必修篇目。但这些作品,无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内涵,不是孩子一看就懂、一读就喜欢的,恰恰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用心引导,让孩子们细细品味咀嚼,才能有所领悟。从这个角度讲,经典往往是孩子们成长最需要,但又很难无师自通的那些典章。这也正是教材区别于一般课外读物的教学价值所在。


  


冷玉斌(江苏省兴化市安丰中心小学教师):


两位老师所言甚是!教材中的经典担负着培育语文素养的重任,对经典的选择应从语文学习的角度、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山东师大潘庆玉教授曾举了个例子: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一篇美文,这篇文章(教材)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经久不衰,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很多典型的修辞,而它观察和描写景物的角度、方式很适合于教学。而当年周予同先生不主张《红楼梦》入教材,理由是:作者的艺术手腕太高,每每引读者化身入大观园,而无暇细细研究他艺术上描写的方法。就我个人的经验说,我从十五岁看《红楼梦》,到现在三次了,没有一次不赔眼泪。去年夏天决意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结果仍是失败。”(《中国国文教材的选择与编排》)


人人都知道《红楼梦》是经典,周先生不选它入教材,只是因为不适合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而并非否定或低估其文学价值和经典性。


  


方西河(岳阳市岳阳楼区朝阳小学教师):


我认为,传统经典退出教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道理并不难理解。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教材。从《三》《百》《千》《千》(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到现在一纲多本的教材,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文章的选择标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各种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增加篇目和删除篇目,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硬要说哪篇文章一定得选上,那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


以前,教材变了,我们只有适应的份,根本不会去考虑它为什么要变,应不应该这样变。因为那时,教材在我们心目中太神圣了,我们丝毫不敢对专家精心编写的教材品头论足。而现在则不同了,新课程改革中的每一次教材变脸,都会引起争论,这正说明我们的教材意识增强了,我们对教材所承担的各项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期待。


就传统经典而言,虽然它们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作为教材而言,有些确实是不太合时宜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像现在手机进入寻常百姓家,摇把子电话机已成为历史一样,我们没必要为摇把子电话的退出而唉声叹气。


  


吴昕孺:


传统经典入教材果真不合时宜吗?我不同意方老师的观点。


经典不存在过时;一经过时,便不成经典。所以说,经典对于教材而言,只有适不适合,没有过不过时。“只有适不适合”是指要了解青少年的成长规律与阅读心理,如果让小学生去读鲁迅的杂文、金庸的小说,显然是不适合的。“没有过不过时”是指一切经典都不过时,2500年前的《诗经》,五千年以后的中国人依然会读得如痴如醉。


当然,教材可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特征,更换相关篇目,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最好不要以时文取代经典,而应以更为符合这个时代、对当前社会更有借鉴意义的经典换下另一些相对“反应较慢”的经典作品。


针对教材在必修本中用时文替换经典的做法,我个人不大赞同。理由有二:一是时文没有经受历史考验,没有经过时代汰洗,营养有限;二是现在读物众多、传媒云集,读到比较优秀的时文易如反掌,但中小学生甄别力和理解力还不够强,要他们从浩如烟海的文章中阅读和理解经典,就很难了。引导孩子们学习和欣赏经典作品,这应是语文教科书不可旁贷的责任。


  


鞠晨曦(涉外经济学院教师):


非也非也!我倒是认为语文教材既要有经典,也要有时文。


语文教材增删篇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时代在变化,观念在进步,新的佳作在不断产生,语文教材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有人认为,删掉的都是“经典”,补充进来时文会导致教材人文精神沦丧,这其实有点逻辑不通。第一,所删掉的决不能说篇篇都是经典,像《狼牙山五壮士》,文字上其实还处于学生习作的水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算不得水浒传中的经典段落,《朱德的扁担》这样的课文,作德育材料比语文教材更合适。第二,经典与时文并不是对立的两个东西,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时文,其实就是日后的经典。所以,新选进教材的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可能成为经典。第三,人类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经典文章数不胜数,根本用不着以狭隘的眼光锁定少数几篇曾经的经典,只要补充进来文章的也足够经典,就犯不着大动肝火。


我对语文的理解是,课文是小语文,课外阅读才是大语文。小语文只是大语文的一个引子,篇目不必太固定,应该让老师有自由选择语文篇目的空间。编写语文教材,还不如制定一个更大范围的指导性篇目,让教师们针对学生实际情况下菜单。


  


陈艳萍(长沙市博才咸嘉学校书记):


我们先来看看语文教材新增的内容: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杜甫的《咏怀古迹》、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定风波》、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透过这些篇目,我们不难发现编者选择教材的标准。


其一:浓郁的时代气息。以上新增进语文教材的文章有很多是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它们离读者生活的年代较近,具有时代气息与生活气息,突破了与读者的时间障碍;


其二:开阔的视野。新语文教材中选择了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如《老人与海》《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西合璧,令读者视野开阔;


其三:斐然的文采。新增的文章以诗词、散文居多,每篇文章都行文流畅,言辞优美,令人读之而美不胜收;


其四:珍视个体生命。这一点应该是编者们在教材的选文上尝试进行的最大突破,也是新增教材与被删教材之间最根本的区别。重视个性的发展,珍视个体生命的情绪与感受,突显人类共同的本质力量与普世价值,促进个体生命的成长,这是新教材编者在切合时代背景下对教材内容选材的重大突破。他们的选择其实是对真实的人以及真实的人性的呐喊。“让每个人成为自己”,这是教材编者的追求。


  


刘发建:


对待教材变脸,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从某种角度讲,教材变脸不一定就是好事,但是始终不变脸的教材肯定是坏事。


最近一波以“鲁迅大撤退”为口号的“教材大变脸”已经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的“伪新闻”。但是通过这样的“新闻炒作”,我们也不难窥探出教材建设的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教材的编写,由教材编写者自说自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其次,社会民众对优质教材的需求与教材建设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凸显。


两年前北京高中语文教材改版时,鲁迅的《阿Q正传》被金庸的《雪山飞狐》替代,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议。《阿Q正传》下课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孩子们不喜欢、读不懂”,于是“不喜欢、读不懂”似乎成了选编教材的一个“潜规则”。我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孩子们“不喜欢、读不懂”的原因在哪里,就直接把它替代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孔子、屈原、李白、苏轼、李清照、纳兰性德的作品,都比鲁迅更遥远、更难懂,那岂不都应该被替换掉?


  


陈艳萍:


刘老师说的没错!


无可否认,新版语文教材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它顺应时代发展,引导学生关注人性和自我。但被删除的传统经典文章,不管从哪个方面评价,都并不显过时。从文章题材来说,被删除的文章有人物传记,有历史故事,有景物描写,内容涉及到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比新增教材的题材广泛、深入;从文章的主题思想来说,被删除的文章有对人物美好品质的赞美,有对纯洁美好爱情的歌颂,有对国家政局的议论,有对人性本质的剖析,有对自然风光的向往,比新增教材的主题思想大气开阔;从文章的体裁来看,被删除的文章有诗歌、戏剧、小说、神话、记叙文、议论文等,比新增教材的体裁形式多样。由此可见,被删除的经典文章在教科书里存在这么多年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它们,如同天边最美的一道彩霞,已深深地烙在几代人的心上,成为几代人心中永不消逝的记忆。


是关注大我,还是关注小我,这是被删除的教材与新增教材内容之间的分水岭。舍此取彼,舍彼取此,都失之偏颇。既关注大我,也关注小我,这应该成为选编教材的重要标准。


  


杨骐文(长沙市雅礼中学教师):


语文教材必须保留经典篇目,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同的经典旨趣各异。好的经典,纯粹“诗思”的经典和纯粹“哲思”的经典,能够绕过这些差异,直击那些亘古不易的问题,呈现那些共通的人性和普遍的自然、社会、人生境遇。必修课程,最好选择这样的篇目。


必修教材的经典涵盖面也应当宽泛些,可对基础教育各个学段来个通盘考虑,哲学、诗歌、神话、小说、戏剧、童话均需有所体现。而学段越低,越需要选择那些体现温润美好情怀的经典文本,越需要“诗思”文本。比如鲁迅的文章,《朝花夕拾》一类反映童趣美的,可安排在低年级。往高年级走,可适当选择一些“哲思”文本,乃至关乎人类命运和个体命运的相对较深沉的话题。在打好精神根基的基础上,再通过选修课程兼及个性趣味和时代地域特色。在处理经典与时文的关系上,应首先做好经典文本的选择,再兼及时文。只有首先通过经典打好精神的根底,时文的阅读,才会获得它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冷玉斌:


我十分赞同杨老师对于不同学段选择不同经典的观点。


教材是给学生用的,必然要以学生的程度为主张,“凡陈义过高,措辞过艰”,即属经典,如“庄子《齐物论》、墨子《经说》”,也不宜采用。


教材选文须做到“经典性与可感性的统一”(王富仁语)。以教材中鲁迅作品为例,经典性自不必说,但“可感性”是不一样的,某些篇章不易感或不可感,如《拿来主义》《“友邦惊诧”论》,所论在文化在政治在外交,中学生是很难对这些东西有真切了解与感受的,而感受不到这种深刻,文章就成了些骂人骂政府的话,不但对于学生了解、感受鲁迅没好处,对语文水平提高也没什么帮助,如此便不适宜于学生的阅读和欣赏。但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可直接感知、学习的有“白描”手法、人物的肖像和语言描写、叙事方式等,再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与学生生活联系更紧,学生可感受的更多,随着人生观察和体验不断深化,对这些篇章的感受还会更加深刻,更促进他们掌握和运用民族语言,这类经典便可成为教材的选择。


   


辛继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课程内容的选择是为引导美好人生。


如冷老师所言,教科书内容的选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学生自身的特点。教科书是用来给学生学习的材料,其内容的选择无疑要考虑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已有知识经验,否则很可能造成学生学习的“无意义”。如果语文课文所选文章的内容,不能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发生实质性的联系,无法让学生产生主动学习的心向,那么即使文章的作者十分伟大,文章本身也格外美妙,学生的学习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课程内容要顾及学生但并不意味着“迎合”学生、与他们现有的水平完全一致,亦即所选内容需要有一定难度,处在学生心理的“最近发展区”,能唤发学生的潜力,导引着学生不断超越和完善自己。


选择课程内容还需要把握所选学科本身的特性。作为人文课程的语文,它主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及人文素养,其间深蕴丰富的情感性、人文性。此种文学经典是最能表征语文学科特性的内容之一,通过阅读经典,品味语言的无穷魅力,感受其中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人伦之美,感悟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世界与人生的多姿多彩,体验生命的神奇与高贵,在获得语言知识的同时,陶冶高尚性情、涵育人文情怀、拓展思想境界、提升精神品质,在人生纷繁多变的旅途中得到恒久的人文滋养。


选择课程内容还需要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因为人是社会之中的人,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不过,联系社会生活既不是被动适应社会也非简单地主动适应,教育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的超越性,所选课程内容不仅要贴近社会生活,而且要引领社会发展,是要提升社会生活的品格而非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文学经典作为人类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瑰宝,虽说在时间上似已“过时”,但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总有着叩问现实、追寻善美、坚守真理与信仰、超越世俗与功利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不一定与时俱进,但却是社会可持续进步的根基、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动力。


当我们选择课程内容的时候,需要考虑学科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但根本的是要关注人的因素。当我们顾及课程的学科和社会发展功能的时候,更要看重它对人的发展价值。毕竟,教育是为了人,选择课程内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健康发展,是使人经由课程内容的学习而拥有美好人生和幸福生活!


  


皮朝晖(作家、湘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


课程内容的选择是为引导美好人生。辛教授说得真好!湘教版小语教材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的。


在湘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对选文有明确的标准。概括地说,就是文质兼美、多样多元、难易适度、亦趣亦新。时代在发展,小学语文教材也要顺应时代的步伐。教材的修订是必要的,这点似乎没有异议。有争论的问题是——怎么修订?在选文方面,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语文特点,注重语文实践,给学生提供丰富典范的语言现象。


二是贴近少儿生活,适应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


三是注重文化底蕴,加强民族文化含量,选入一些名人名篇名作,做到高品位、高品质。


四是加强时代感,体现现代意识。


教材修订要增加一些新课文,又不能加重学生负担,必然会调整、减少一些原来的课文。这些退出教材的作品可以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湘教版全套12册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总量是300篇左右,对于小学6年的阅读要求来说,这远远不够。教材只是一个阅读的范本,小学生要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


教材与课外读物,一个在课内,一个在课外,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编辑的课外读物《小学生导刊》,先后有20多篇文章被选入各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从课外走进了课内。教材修订时删掉一些课文,从课内走到了课外,这都是正常的。

“语文”两个字好辛苦

“语文”两个字好辛苦


掐指一算,参加工作已有20年。回看来路,还真的蛮曲折,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想,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于是,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与志同道合者分享。


“豆腐块”的“四级跳”


说起来大家恐怕不信,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师范,我最怕的就是作文。无话可说,错别字连篇,反正,要说多差就有多差。初登讲台,我教三年级,起步作文我硬是指导不好,不说别的,自己的“下水作文”也写不明白。没有办法,我只好在读完三年书法函授大学后再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硬是哪里最差就要从哪里走出来。记得1992年考完《文选与写作》后,我发现从写“豆腐块”起步是很多作家的经验。我并没有当作家的梦想,我只想把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好让我当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于是,199376日在新华书店买来一本《新闻采访写作》(范愉曾著),花一个星期把前半部分——“新闻采写”看了不知多少遍,再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找新闻。一找就找到了新闻,原来新闻就在我家里。我妈妈卖了上十年的菜,前一年,农村结构调整,我们队卖菜的人多了起来。于是,我写下《尹家队兴起卖菜热》,713日送到郊区广播电台,想不到,当天下午就作头条播发。这下就来了神,我一个暑假就忙着采写新闻,一共被采用了20多篇,成为全乡有名的“土记者”了。后来,我发现光在电台发稿不过瘾,不能留下“文字根据”,于是,我又把眼光投向报纸,结果,85日,一篇不到200字的“豆腐块”发表在《岳阳法制报》中缝。拿到样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还把它剪下来,塞在工作证中“珍藏”。那份文理不通后经编辑老师斧正的初稿也被当作“文物”收藏下来。一遇到那些说自己写作水平不高而对写作望而却步的同事,我就现身说法。这份“文物”也不知引导了多少人,可惜爱人不识货,最后把它当废纸扔掉了。


正是这样“神奇”的经历,我尝到了“天道酬勤”的甜头。后来,我的新闻越写越长,发表的刊物档次也越来越高,更没想到的是,我从区级电台的头条起步,连跳四级,在国家级刊物《中国儿童报》上发表了三篇头版头条,成为该报在湖南省首个学生记者站的站长,三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所指导的三名小记者被评为优秀小记者,2005年底,在全国20多家学生记者综合考评中,我站名列第一。我也成为学生眼中的“方大记老师”。


“豆腐块”的成长经历让我的作文教学与众不同,无论是指导学生写身边的事,还是指导学生把一件事写清楚,我都能把自己的新闻采写经验运用到教学中去,特别是多年的写稿改稿的实践,我的要从“沙”里淘“真金”的作文批改理念也逐步被人认同,这不,已有很多名学生在报刊发表习作,我也被聘为《科教新报·教育周刊》的特约评报员。


三年三个三等奖


我的课堂教学早就全区有名,不过不是好名,而是坏名。


参加工作前八年,我曾三次参加区级课堂教学竞赛。结果,每次都是三等奖——鼓励鼓励而已,来的都有份嘛。以至于得到了教育局一位领导在校长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说多次参加,也没有进步。不过,我也没有气馁,仍然是那句话,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从1995年起,每年从有限的工资中自费订阅《湖南教育》《湖南教育报》《小学教学》《小学语文教学》等报刊,记得《湖南教育》1996年第二期发表《汨罗素质教育大写真》的长篇通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对照自己十年的实践思考自己是不是在搞素质教育。后来,我又订阅了《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视野开阔了,备课轻松了,上课有套路了,连评起课来也有板有眼了。


2000年语文新大纲颁布,我正好教初一,使用的也是新教材。11月,区教育局组织新教材新大纲教学比武,我所在的中学是全区有名的薄弱学校,在如林的高手中,我准确地吃透新大纲中的“新”字,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搬进课堂,把口语交际很好地落实在语文课堂之中,从而打开了语文课堂教学的新天地(评委语),获得惟一的一等奖。有趣的事,第二年教育局“金钥匙”教学比武中,参赛教师都“克隆”了这个环节。


在课堂教学水平提高的同时,我的教研论文也开始收获。起先,我也是写“豆腐块”,我的第一篇小论文就是发表在《岳阳教育》1996年第6期上的《两画“喇叭图”》,只有366个字。后来在《岳阳晚报》教育版灯下笔谈栏目中发表了几篇小言论,也是“豆腐块”,就是从这些小“豆腐块”中起步,慢慢地,我的论文越写越长,越写越多,采用率也越来越高,就连我以前常用“屡败屡投”来安慰自己的《中国教育报》,也被我敲开了大门。2005年下学期,我在《中国教育报》发稿4篇,其中读者版中发3篇,研训在线版中发1篇。正是这发表在研训在线版的争鸣文章——《“教后记”当堂堂记》,引起了湖南省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真微老师的注意。李老师来到我校,组织“教后记”专题座谈会,最后,座谈稿发表在《湖南教育·语文版》2006年第4期上。在第3期上还发表了我的随堂课实录《新型玻璃》以及我省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真微老师的点评文章《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让我似乎摸到了语文教学门径。这么多年来,我共计发表教研论文80余篇,还在市区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以及一些学校做过《怎样写论文》的专题讲座。我也被评为岳阳楼区学习型教师。


“语文”两个字好辛苦


回想二十年来的语文教学实践,我只能用这个标题来概括我的感受。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我教语文,走的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里的“农村”自然是指新闻写作之类的边缘学科,“城市”指的是语文教学。我教语文,是完全从零开始的。一是自己的语文素养不高,学习语文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二是长期在农村小学工作,吸收的正确的观念太少(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学期,语文数学一共刻了二十多份试卷,效果仍然不好)。这些给我的教学带来很来很大的麻烦。记得1992年第二次参加区教学竞赛,提前一个小时抽签,我抽的课文是《收稻谷》。下课后,带队的领导说:“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是肺腑之言,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语文课,到底老师要干什么?”


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旅。很有意思的是,这期间,自己竟然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了,并且,这种研究办法还真管用。


比方说,我从初中开始就不爱看课外书,特别是很长的文章,我更没有兴趣,以至于读师范时学《狂人日记》,跟着教师走我竟不知教师已经上到哪里去了,在印象中也只有一次举手发言的经历。后来,我参加自学考试,教材一遍又一遍地读,慢慢地,我爱上了看书,如今已经成为有名的“书虫”,一日不看书便不舒服。我的语文水平也是在十多年的“课外阅读”中提高的。于是,我总结出一条经验:语文学习,不能没有课外阅读。正好,我也读到了一些语文专家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更坚定了我的信心。这样,我现在的语文教学中就特别注重课外阅读了,同样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2004年上学期,《狼牙山五壮士》从人教版讲读课文中删除,有人提出异议,我撰写的争鸣文章《墙内损失墙外补》发表在《科技导报·教育周刊》上,正式表明自己对课外阅读的看法。


比方说,我的作文写不好,一见它就头疼,这正是语文水平差的学生的通病。我通过自考,发现大量有品位的阅读后,作文水平“自然”会提高。但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自然”上,那效率太低了。再加上我写新闻也是按葫芦画瓢,从最简单的模仿开始的,写好一篇新闻都要进行认真的采访。于是,我又总结出一条经验:作文从模仿开始,作文离不开采访,作文离不开阅读。这里面把“采访”引入作文教学中,解决了学生没话可说,无法写好细节的难题,让很多学生受益匪浅。同时,为了解决作文水平“自然”提高效率太低的难题,我把读与写结合起来,主张“变作文课指导为阅读课指导”,在每一堂课是都要引导学生思考作者是怎样写好这篇作文的,从题目到字词句,再到篇章结构,都要灵活地研究一番。结果,作文训练次数多了,难度降低了,学生有“法”可依了,效果自然就好了。在这样的探索中,我又体会到,这些,其实就是在进行“语感”训练呀,这不正是新的课程标准中所强调的“语感”在语文课堂中的体现么?这样,我的语文课,非语文的成份少了,“语文味”浓了,不信,《新型玻璃》就是一个例子。


二十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进步,期间,我得到了很多领导与同事的帮助。特别是邹武佑老师和李真微老师。邹老师在我获区教学比武第一名之后上的观摩课上说:“方西河老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这让我在汗颜之后惊讶,这就是我的“风格”么?李老师在点评我的课堂实录后说:“你悟性好,也肯用功,就这样努力吧,会有收获的。”还把自己的论文剪贴本借给我,让我天天有机会与名家对话。这些正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载《湖南教育·语文教师》2007年第8